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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份:2012,作者:張家偉 |
此書雖則由名嘴時事評論員劉細良不止一次在網台節目內介紹過,但其實六七暴動在歷史教科書篇幅甚少,在坊間也認真探討的渠道不多,市面上亦鮮有詳細研究的書藉,而政府的歷史檔案室,有關資料近乎全數銷毀。適逢今年是六七暴動的五十年,有感值得推薦,甚至有義務推薦此書給更多人看…
這是一代人揮之不去的陰霾,不單在於受牽連死傷的人,更加催生了香港人往後三十年「仇共」、「恐共」情緒。正如書名一樣,這亦是歷史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某程度上因六七暴動,港英政府就本來有意制定的民生政策,為防止香港左派再次就社會矛盾借題發揮,不得不加強推行,創造了經濟起飛…有為數不少香港人,親歷這場文革風潮對香港的延伸,有感自己和大陸有一定的思想區隔,衍生了本土意識和身份認同…
這無疑是一個歷史的傷口,但礙於上世紀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因恐怕不利中英雙方的外交關係,以及香港社會的團結和諧氣氛而成為禁忌…1997年主權移交後至今,香港左派逐漸成為建制的主流,這些當年有份參與甚至策劃事件的團體,企圖將「反英抗暴」這一套為自己開脫的定調,鼓吹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再為事件起了爭議…本書作者張家偉是本地新聞工作者,《南華早報》政治編輯,經過多年來的採訪,對象包括港英政府和左派的當事人,以及搜集英國政府的機密檔案、當年左派的報章社評等,拼湊成一本有份量的歷史記錄,對於還原歷史真相以及評價各方的對錯得失提供了不錯的參考…
由一間工廠的勞資糾紛,發酵成地區性的階級鬥爭,再升級到近內戰規模的武裝衝突…是否正如左派的說法,因為港英苛政、經濟環境、資方剝削工人以及民族壓迫造成?作者一開始就持否定的態度,在書本的起段就提到港英政府早在60年代中期經已逐漸意識到社會改革的需要,包括提出設立強積金、失業和疾病保障制度,但遭商界強烈反對而沒有落實。的確正如已故前立法局議員葉錫恩在作者的訪問中提到,香港在64-65年已出現企業倒閉潮和銀行擠提潮。到了1966年,更因為聲援蘇守忠就天星小輪加價事件發起的絕食抗議,短短數日更演變成群眾和防暴隊的衝突,這就是造成1死26傷的“九龍騷動”…問題關鍵是,即使港英當局在五月份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承認騷動參與者動機是經濟上受挫折,和面對社會貧富懸殊的壓力而起。左派不單在加價的爭議和騷亂行動中抽手旁觀,《文匯報》、《大公報》的評論更加是支持港英政府維持社會秩序…
為何在短短一年時間之差,在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的勞資糾紛,左派有一個折然不同的立場?本書有這樣的推論…乘文革風潮蔓延全國,在1966年尾“澳門一二三事件”當中,澳門左派對澳葡政府的鬥爭勝利後,激勵了香港左派。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祈烽在深圳開會,聲稱要學習澳門的成功,在香港「大幹一場」,那時新華社領導層為了向國內展示「革命表現」以保住烏紗帽,早已部署將鬥爭矛頭指向港英政府…作者更加形容,那時是理性向激情讓路的年代,口號掩蓋思考的歲月。一方面在1967年初,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負責指導港澳工作的單位)被「造反派」奪權,左派再無法抗拒港澳地區緊隨文革路線;另一方面左派陣營以及在港的愛國主義者有感長期處於被港英壓抑的位置…兩種思緒一拍即合,兼且找到和“人造膠花廠”同類的一連串工潮作為契機,藉此在香港宣揚「毛澤東思想」和「反英反殖」的民族階級鬥爭…
至於雙方的衝突在五月六日開始,由150名工人在大有街廠房外抗議掀起序幕…書本提到勞資雙方其實事前都錯過談判的機會,過去的日子資方負責人多次避見令事件僵持不下,而勞工處亦曾經嘗試聯絡塑膠花業工會不果,相關的工會只有隔著電話高叫毛語錄的接線生,不願談及勞資糾紛細節…資方的取態強硬以及勞方的鬥爭思維都同樣斷送了和談的機會,加上港英政府和香港左派互相猜疑下,兩者關係走向極端,工人群眾被左派挑唆之下動亂,港英當局出動防暴隊鎮壓,事件在短時間內升級成武力鬥爭…
直至北京當局首次表態抗議港英「法西斯暴行」以及國內各聲援下,新華社正式將港英政府定性為鬥爭的對象,發動群眾衝向港督府…當時港府尚且容讓示威者和平抗議,
這點同樣得到左派人士的證實。但過程中還是無法避免流血的衝突…
在五月中旬時份,雙方各有嘗試尋找和談或者為事件降溫的出路但不成功,其中左派的報章《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及《文匯報》的總編金堯如都有感英方開始不耐煩,一致認為群眾示威應該停一停,但金堯如向新華社領導反映意見後不但沒被接納,還被批評「右傾主義」、「不敢鬥爭」;另一次和談的機會在五月下旬,當時與中方關係密切的澳門商人何賢(何厚鏵父親)應邀前來香港,何賢有意與姫達(時任防衞司,後來先後擔任廉政專員和布政司)會面,探討有否讓共黨分子有保存面子而抽身的可能,會面最終沒有成事…
據書本記錄,時任港督戴麟趾以及美國國務院亞洲共產事務部也認為,北京並無決心收回香港或企圖改變現狀,只是礙於當前的局勢而作出一定程度的介入以示支持左派在港的活動…香港左派一直高估了北京支持向港英鬥爭的決心,即使代表著北京立場的報章《人民日報》發表「六.三社論」明確指出,鼓勵發動工人和學生作為反英鬥爭的骨幹,但沒有太多實質的資助情況下,左派發動的「三罷運動」(罷工、罷課、罷市)很快就無以為繼,這個嚴重影響民生的運動,無論左派工會和一般市民根本沒有持續參與的本錢。同一時間港英政府發動一連串的宣傳,追查和反駁左派的謠言,加強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又運用銀彈政策迫香港傳媒「歸邊」(其設立特別宣傳小組當中的廣播電台,就是後來的香港電台)…
「三罷運動」對港英並無太大損害,反而令左派徹底失去市民的支持,連本來對工人抱同情態度而站在左派一方的民眾也逐漸反感,很多人有感丟了工作,放棄學業而賠上了人生,工會又無法長遠維持他們的生活…群眾鬥爭的路線全面失敗,左派陣營並沒有因此心息,一場在中港邊境的武裝衝突正醖釀當中,其時為1967年7七月初…
(待續…)